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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成都系东方“维也纳” 在成都的外国人
发布时间:2015/3/15  阅读次数:28148  字体大小: 【】 【】【

  西域:李珣写《海药本草》记载西域药物
  谭继和介绍,来华定居的胡人,被称为“胡人华化”,走出的唐人若到了西域定居,就叫“华人胡化”,用今天的话说,就是“移民”。当时的长安、洛阳、成都都是颇受胡人欢迎的移民城市。当时的“外国移民”有多少呢?以接受外来移民最多的长安城为例,“长安城有人口30万户,从西域迁来的胡人占了一万户以上,占了1/30还多。”长安是西域来的人最多的城市,其次是洛阳和成都。“成都当时十万户,这里面从西域来的人也不少,他们迁到成都以后,就世代定居在这里。”而当时在四川地区内世代居住的西域后人里面,最知名的一户莫过于李珣和他的妹妹李舜弦。

  

  李珣和李舜弦生活在唐后的五代十国的前蜀年间的梓州。祖先是波斯人,在唐初从波斯来到长安,改姓李,以经营外来的“香药”为主业。唐时僖宗入蜀时,其父亲也随僖宗入蜀避乱。北宋的黄休复在《茅亭客话》卷二中这样记载:“其先波斯国人,随僖宗入蜀,授率府率。”李珣是晚唐五代花间词人中重要的一位词人,《鉴戒录》中说他“少小苦心,屡称宾贡,所吟诗句,往往动人。”当时和他关系好的另一位成都才士尹鹗给他起了个外号“李波斯”。其妹李舜弦是蜀主王衍的昭仪,也颇有文才,还有三首诗作存世。

  不过需要说明的并非是这兄妹二人的诗情,而是李珣所著的《海药本草》,专门记述了由海外传入中国的药物著作。在今天所存佚文的一百二十余种药物里,注明外国产地的药物就达96种,不少是产自波斯、新罗等地的。比如书中就曾记载,金线矾“生波斯国”,波斯白矾“出大秦国”,安息香、诃黎乐出波斯等等。这本书的编纂体例也影响了后来的李时珍写《本草纲目》。
  新罗:新罗王子规划大慈寺
  谭继和还介绍说,当时成都的对外交流上,宗教,尤其佛教,是相当重要的内容之一。而成都历史上颇为知名的大慈寺,其规划者,并非成都人,甚至不是中国人。他法号“无相”,俗姓金,是当时新罗国国王的第三子。
  开元十六年,无相禅师浮海西渡,到了长安,并得到唐玄宗召见,后来周游入蜀,在资中拜谒智诜禅师和智诜的高徒处寂禅师,深得法要。安史之乱时,入蜀避难的唐玄宗再度召见了他,并命他规划督建大慈寺。无相为大慈寺建九十六院,造佛像一万余尊,绘壁画一千余堵,使大慈寺成为当时四川规模最大的寺庙。
  而让无相禅师被后人尊敬的,还在于他在蜀中开创了净众·保唐禅系,发明了“无相禅茶”的制茶之法,主张“禅茶一味”,这主张也由其徒弟传回到朝鲜半岛,也是现代禅茶的始祖。
  当时成都在宗教的对外交流中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呢?唐太宗时,玄奘去西域取经带回来印刷有佛像的西域纸,佛经和佛像的印刷也成了成都的一大特点,促进了佛经和佛教的传播,比如,成都曾出土过雕版印刷的《陀罗尼经咒》,上面清晰写有是成都龙池坊卞家印刷的。宋代,成都刻印有《大藏经》,并传到海外,也是间接证明了这一点。
  日本:僧人带回“西川印子”
  唐时,日本和大唐的交流也很多。作为数一数二的商业城市和佛教传播中心,也吸引了不少日本来的人。谭继和说,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日本派出的遣唐使一般会选择到长安,而和尚前来,多会选择成都成都的僧人也有不少去过日本,比如无相禅师的弟子无住禅师,就东渡到过日本。
  在到过成都的日本僧人里,有一位被载入史册,他法号宗睿,唐懿宗时来到中国。到成都后,专门买了“西川印子”回去。西川印子,是对巴蜀印刷出版物的统称。史书记载,他带回去的书里有两部书,一部《唐韵》,一部《玉篇》,《唐韵》是音韵书,《玉篇》则是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数。说起来,谭老师也笑:“或许是想带回日本方便大家学习中国汉字了解中国文化呢!”

唐代成都系世界东方“维也纳” 雅乐渐被燕乐取代
     唐时的成都,是古代的世界东方音乐之都。当年,经历了“安史之乱”的杜甫风尘仆仆来到成都,一脚踏进城门,满城音乐之声给这位饱经沧桑、颠沛流离的诗人留下了深刻地印象,欣然写下“喧然名都会,吹箫间苼簧”的名句。他在另一首诗《增花卿》中,进一步表达了对这座音乐之城的赞美: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。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?”唐时诗人陈陶也在《淅川座上听金五云唱歌》诗中,记述了他在成都的听歌见闻:“蜀王殿上华筵开,五云歌从天上来。满堂罗绮悄无语,喉音止驻云裴回。管弦金石还依转,不随歌出灵和殿……”这种弦乐之声还弥漫在成都的乡村,“村落闾巷之间,弦管歌声,合筵社会,昼夜相接。”
     唐宋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转型期。刻板的庙堂雅乐越来越衰微,宴会时演奏的燕乐在唐代上层占了统治地位。由于唐玄宗和唐僖宗入蜀,这种转变在成都得到充分体现。最著名的是前蜀皇帝王建陵墓石棺基座上的24乐伎图,它记录了唐代燕乐中“座部伎”演奏的瞬间场面,是唐代音乐的生动写照。图中乐伎使用乐器达20种,以龟兹乐(西域民族音乐)为主,清商乐(汉族大曲)为辅,又吸纳天竺(印度)、扶南(柬埔寨)、高丽(朝鲜)等外国音乐,是唐代由雅乐向龟兹乐为主的燕乐转变时期的代表,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世界东方音乐之都的历史见证。而乐伎演奏的乐曲,经学者考证,正是著名的蜀派音乐“蜀国弦”,再发展为“蜀宫伎乐”,演变为竹枝词和竹琴清音、川剧高腔,自成体系,构成蜀音乐文化的独有特色。
     说到“蜀国弦”,必须说到诞生于成都、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乐器——雷公琴。学界公认:传世古琴,以唐琴最为珍贵。唐琴之中,又以雷公琴为最佳。“唐琴第一推雷公,蜀中九雷独称雄。”唐代成都雷氏三代制琴,历120年不衰,其中九人名扬天下。雷琴诞生后,唐、宋贤哲多以收藏雷琴为荣,并在其著作中津津乐道。如欧阳修、苏轼等均曾收藏过雷琴,元稹曾作为描述聆听雷琴演奏的其余,称“雷氏金徽琴,王君宝重轻千金”。

 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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